今年是邹韬奋同志诞辰130周年。邹韬奋是中国近现代史上卓越的新闻记者、出版家和伟大的爱国者，是“100位为新中国成立作出突出贡献的英雄模范人物”之一。毛泽东同志以“热爱人民，真诚地为人民服务，鞠躬尽瘁，死而后已”对韬奋精神进行了概括。韬奋精神蕴含着对人民立场的忠实践行、对公共责任的勇敢担当、对新闻理想的执着坚守、与黑恶势力的不屈斗争，映射出其穿越时空的力量。
邹韬奋以其毕生心血，用犀利之笔为人民大众服务，为抗日救亡呐喊，在中国近现代新闻出版史上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。在坚定不移全面从严治党、深入推进新时代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的今天，深入挖掘韬奋精神这座富矿，汲取其中的廉洁文化养分，对于加强新时代廉洁文化建设，弘扬践行清正廉洁价值观、涵养风清气正政治生态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和实践价值。
以人为本：涵养“一枝一叶总关情”的初心
韬奋精神的灵魂与精髓，在于其以人为本、热爱人民、真诚地为人民服务的人民立场。邹韬奋时刻以读者的利益为中心，视读者为挚友与生命线，将“竭诚为读者服务”作为毕生宗旨。无论是《生活》周刊还是其后创办的其他报刊，均饱含着他对人民大众、对普通读者的深沉的爱。
邹韬奋穷其一生都在为筹办一份真正的“人民的报纸”而奔走，一生总共创办并直接主持过“五刊一报一书店”。在办报实践中，他始终关注革命形势的动态、劳苦大众的悲欢、知识青年的迷茫和民族工商业者的挣扎。1932年，在感到《生活》周刊不能满足抗日救亡革命形势需要后，他便着手创办《生活日报》，并表示：“言论要完全做人民的喉舌，新闻要完全做人民的耳目”“我希望《生活日报》成为真正‘人民的报纸’”。1937年1月，他在国民党看守所中写道：“我在二十年前想要做个新闻记者，在今日要做的还是个新闻记者——不过意识要比二十年前明确些，要在‘新闻记者’这个名词上面，加上‘永远立于大众立场的’一个形容词。”这种大众立场，展现了其在新闻出版实践上的以人为本的价值立场。同时，邹韬奋具有为大众“服务之彻底精神”。为更好服务读者，他在《生活》周刊设立“读者信箱”栏目。大到关于社会公正、求学就业、家庭生活，小至交友之道、婚姻恋爱、个人情绪等，来信内容种类繁多，邹韬奋都视如珍宝。面对读者求助，他奔走呼吁；面对读者困惑，他耐心解答；面对读者疾苦，他感同身受。他每天要用整个半天来看信，针对来信具体困惑，不厌其烦进行认真作答并给出解决建议。邹韬奋说道：“做编辑最快乐的一件事就是看读者的来信，尽自己的心力，替读者解决或商讨种种问题，把读者的事看作自己的事，与读者的悲欢离合，甜酸苦辣，打成一片。”这种立场和精神，彰显了其以读者之忧为忧、以读者之乐为乐的赤子之心。
责任为魂：淬炼“铁肩担道义”的风骨
“责任”二字，是贯穿韬奋精神的一条准则。邹韬奋深知报刊作为社会公器所肩负的千钧重担，因此他坚持公器公用，不断发表公论，做民众的喉舌，不断启迪民智、促进革命、推动进步。韬奋精神展现的对国家前途、民族命运和人民利益的深切关怀，对民族救亡与人民解放事业的抱负和执着，对革命文化事业的担忧担当。
邹韬奋身上的责任感与民族危机密不可分。1931年“九一八”事变后，面对民族危亡的紧急形势，邹韬奋积极投身革命运动。他发表一系列文章，公开阐明自己抗日救国的政治立场。1931年9月，在“九一八”事变后出版的第一期周刊上，他愤慨地写道：“本周要闻，是全国一致伤心悲痛的国难，记者忍痛执笔记述，盖不知是血是泪！”为此，邹韬奋不仅一口气写出《应该彻底明了国难的真相》《唯一可能的民众实力》《一致的严厉监督》《对全国学生贡献的一点意见》等四篇“小言论”对日本的企图进行批判揭露，同时还针对蒋介石的不抵抗政策发表《宁死不屈的保护国权》《宁死不屈的抗日运动》《宁死不屈的准备应战》等评论文章号召民众积极抗日。他表示：“保护国权，须全国人人有决死之心；抗日运动，须全国人人有决死之心；准备应战，亦须全国人人有决死之心；故人人有决死之心，实为救国的首要条件。”邹韬奋以笔为枪，为争取民族独立、人民解放、社会进步而大声疾呼。这份“苟利国家生死以，岂因祸福避趋之”的铮铮铁骨，体现出不忘初心、牢记使命的要义。
奉献为核：追求“捧着一颗心来”的境界
“鞠躬尽瘁，死而后已”是韬奋精神的生动写照。邹韬奋将自己的一生都奉献给了自己钟爱的新闻出版事业。他在编校工作中格外敬业，在生活中安贫乐道、艰苦朴素，常年超负荷忘我工作。直至生命最后一刻，他仍然鼓励同仁继续为民族解放和人民幸福而奋斗。
在编校质量上，邹韬奋始终坚持一丝不苟。他说：“我的工作当然偏重于编辑和著述方面。我不愿有一字或一句为我所不懂的，或为我所觉得不称心的，就随便付排。校样也完全由我一人看，看校样时的聚精会神，就和在写作的时候一样，因为我的目的要使它没有一个错字；一个错字都没有，在实际上也许做不到，但是我总是要以此为鹄的，至少能使它的错字极少。每期校样要看三次。有的时候，简直不仅是校，竟是重新修正了一下。”正如此，邹韬奋对工作倾注了全部热情与精力，常常通宵达旦审阅稿件、撰写评论，以致积劳成疾。即使在病榻之上，他仍心系刊物、牵挂读者。邹韬奋对于报社管理也十分严格，他严拒各方馈赠，哪怕是为报刊生存所急需的商业广告，也以内容真实、不损害读者利益为准则。同时，尽管他创办的报刊发行量巨大，影响广泛，但他个人生活始终清贫简朴。他将报刊的大部分收入用于事业发展、改善职工待遇和资助进步革命文化事业，自己则甘守清贫。这种超越物质享受、追求精神富足的境界，彰显了“淡泊明志，宁静致远”的价值底蕴。
斗争为剑：铸造“敢善斗争”的锐器
邹韬奋一生坚持与反动派势力作不屈斗争，从不妥协。他坚守新闻的真实性原则，视真实为报刊的生命线。面对强权压力与利益诱惑，始终坚持报道真相、发表公论，不为任何政治派别或商业集团所左右，对人民大众负责，对国家民族负责。这种“富贵不能淫，贫贱不能移，威武不能屈”的浩然正气，正是光明磊落、实事求是、坚持原则的深刻体现。
邹韬奋十分珍视报刊作为社会公器的神圣意义，坚定不移反对将其私有化、工具化。他即使牺牲经济利益，也会断然拒绝任何试图收买报刊言论的行为。因为他深知，公器一旦沾上私利，便会失去公信力，进而丧失生命力。这种将公共利益置于最高地位的公器观念，生动揭示了廉洁文化的关键要素——公共权力一定要为公共福祉服务，绝不允许以权谋私或公权私用。邹韬奋的《生活》周刊和《大众生活》以及生活书店，一直坚持为抗日救国发表主张。对此，国民党高度警觉，并不断向他施加压力。1932年1月，国民党将军胡宗南拜访邹韬奋，以讨论《生活》周刊的社会主张为由头，要求邹韬奋改变立场，拥护国民党。他据理力争，严词拒绝：“站在中国人民大众的立场上，对于暴日的武力侵略，除了抵抗以外，不能再有第二个主张。”邹韬奋绝不妥协的态度触怒了国民党，因此《生活》周刊随后受到国民党的种种打压和限制。再后来，邹韬奋又多次拒绝国民党特务、上海滩青帮等的威逼利诱和政治收买，而选择“宁为玉碎，不为瓦全”。最终在报刊和书店事业受到国民党的无理查封后，愤而辞去国民参政员职务，离开重庆，以表示对国民党的坚决抗议，保持了爱国爱民、追求民主进步的知识分子气节。
韬奋精神蕴含的力量，能够为新时代廉洁文化建设提供源源不断的思想源泉和精神动能。其人民立场、责任担当、无私奉献、敢于斗争的品质，同廉洁文化建设精神同质。新征程上，我们应发扬历史主动精神，深入挖掘和大力弘扬韬奋精神中蕴含的文化价值，让韬奋精神在新时代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中发挥新的作用，为推进强国建设、民族复兴伟业注入力量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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